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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两会“深一度”】以正确政绩观破局数字形式主义
近期部署启动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，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 ，也成为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。3月5日 ，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：“要认真组织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落实‘立党为公、为民造福 、科学决策 、真抓实干’总要求 ，创造经得起实践、人民 、历史检验的实绩 。 ”
目前 ，数字化浪潮的深度渗透，正从根本上重塑着基层治理的形态与逻辑。从“上面千条线 ，下面一根针 ”的传统模式 ，到借助云计算 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技术“一网通办”“一网统管 ”，数字技术无疑为提升治理效能 、拓展服务边界提供了强大动能 。然而 ，在这个过程中 ，一种新型的治理异化现象——“数字形式主义 ”悄然滋生 。它并非简单的技术应用不当，而是在错误政绩观影响下形式主义“老问题”的“新变种 ”，将基层干部困于“指尖 ” ，甚至危及公共部门形象 ，致使“数字赋能”异化为“数字负能”。深入剖析这一现象的症候 、成因与治理路径，对于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。
数字形式主义 ，又被称为“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” ，是形式主义问题在数字化背景下的变异、翻新 。它披着信息化、高效化的科技外衣，实则脱离了实事求是的初衷 ，在实践中呈现出多种表现。
一是痕迹管理的过度化与虚假化 。留痕管理的本意是通过档案 、台账等方式确保工作成效有“迹 ”可循 。但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 ，过程管理却被各种计量化 、可视化的数据指标所替代，异化为“过度留痕”甚至“虚假留痕 ”。基层干部不得不为了打卡签到、拍照上传 、轨迹定位而忙得团团转 ，工作现场变成了秀场 ，晒调研里程 、晒加班成为日常任务。这种一拍了事、照过即做过的机械操作，实质是以形式上的数字履职替代实质性的问题解决 。
二是平台建设的碎片化与空壳化 。部分地区和部门将数字化转型简单等同于建设数字平台 ，在缺乏需求调研论证和集约统筹规划的情况下 ，盲目上马各类政务应用程序 、工作群和公众账号。这导致一些突出问题：功能重叠 、数据壁垒森严，“条条 ”与“块块”各自为政，形成数据孤岛 ，基层人员面对多个系统需多头填报、重复录入；平台脱离实际 ，沦为建而不用 、建而难用的“僵尸系统 ”或仅供参观的“花瓶工程 ”，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 。
三是考核评价的数字化与唯量化 。当可量化的数据指标成为监督考核的主要甚至唯一依据时 ，便催生了数字崇拜式的政绩观。上级部门过度依赖登录率 、转发量、点赞数 、积分排名等表面数据进行评价 ，迫使基层在数据上做文章 。为了在晋升锦标赛中脱颖而出或规避问责风险，个别基层单位不惜数据注水 、刷分造假 ，甚至以包装式应对来替代扎实工作 ，严重扰乱了基层政治生态 。
四是治理逻辑的算法化与中心化。基层治理本是一个依赖经验判断、情境适配和灵活应变的场域 。然而，随着算法逻辑的强势介入 ，部分地区出现了技术主导的治理倾向 。系统派单成为执法的唯一依据 ，未被平台标注的问题即便群众反映强烈也可能被忽略；算法识别即便与实际情况存在细微偏差，也迫使基层进行机械式执法 ，极大地压缩了自由裁量空间 ，导致治理行为脱离实际、脱离群众。
正确政绩观缺失是根源
数字形式主义的滋生蔓延，绝非单纯的技术问题，而是缺失正确政绩观造成的技术 、组织与制度等因素交织错配的产物 。
一是数字治理情境下错误的政绩观 。部分领导干部对数字治理的理解存在误区 ，将开发了多少政务应用程序 、上线了多少系统视为显性的技术政绩 ，热衷于追求“高大上”的创新和数据亮眼的包装，却往往忽视了技术的应用效能和群众的获得感。这种“重建设、轻运营 ”“重留痕 、轻实效 ”的政绩观 ，使数字平台异化为装点门面的道具 ，反映出形式主义思维在新技术条件下的顽固延续。
二是考核评价机制的“指挥棒”偏差 。考核评价机制是引导行为的风向标 。在当前的考核体系中，受信息不对称和上级注意力的影响 ，导致过度依赖清晰 、直观的量化指标成为一种管理上的捷径。然而 ，这种以数据论英雄的方式，与复杂多变的基层治理实践形成巨大的张力 。当考核的重心落在打卡率、响应率等表面数据上 ，而忽视群众满意度和问题解决率等实质成效时 ，就形成了以手段替代目的的目标置换，倒逼基层在形式上“内卷 ” 。
三是压力型机制下的避责逻辑。基层处于行政层级的末端 ，长期面临着“上面千条线 ”的多头管理和层层加码的压力 。在“责任层层下压 、事权财权不匹配”的挤压性困境中 ，数字技术被上级部门用作强化监督考核的新型工具，使得过程控制的刚性约束空前增强 。面对超载的任务和问责风险，处于弱势地位的基层干部渐渐形成“留痕自保”的行动逻辑 ，自然而然地认为既然干得好不如数好看 ，于是通过制造“完美 ”的数字痕迹来规避责任，便成为一种无奈的理性选择。
四是技术与组织的结构性脱嵌 。数字治理的核心在于技术与业务的深度融合 ，但现实中经常出现“两张皮 ”的现象 。一方面 ，部分数字平台的开发缺乏对基层实际场景的深度调研，功能设计与用户需求错位 ，操作复杂难用 ，不仅未能优化业务流程，反而增加了额外的学习成本和运维负担。另一方面 ，信息技术未能有效超越科层结构壁垒 ，部门间的数字协同难题依然存在，不合理的平台结构反过来又固化了条块分割的组织惯性 ，使得数字化沦为对传统工作模式的简单复制而非进阶升华 。
让数字治理回归“为民服务”的初心
破除数字形式主义 ，让基层治理回归实效，需要以本次学习教育为契机，从价值理念 、制度机制、技术应用和监督网络等方面进行系统性纠偏 。
一是匡正价值理念 ，树立实效导向的政绩观。必须深刻认识到 ，数字技术是服务于治理目标的工具，而非目的本身。要引导广大干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，把群众满意度 、问题解决率作为衡量数字治理成效的核心指标 。要充分深入群众 ，解决真问题，推动工作导向从“数据好看 ”向“群众好评 ”转变 ，从源头上遏制数字政绩观冲动 。
二是深化机制改革 ，构建科学有效的制度体系。整治数字形式主义关键在于斩断其背后的制度性链条 。要优化考核评价机制，综合运用多元考评方式 ，降低可量化的表面指标权重 ，强化对过程实效和治理效能的评价 。要建立健全权责清单，通过明晰基层职责事项 ，解决因责任无限扩大而产生的加码与加压问题 ，为基层干部担当作为提供制度保障。要完善平台统筹管理，严格落实中央《关于防治“指尖上的形式主义”的若干意见》，加强统筹规划和立项审核 ，健全政务应用程序的准入 、整合与退出机制 ，从源头上遏制多头开发、重复建设乱象 。
三是强化技术赋能，打造按需互联的共享平台 。技术问题还需通过技术的完善来解决。要着力打破数据壁垒 ，加快数据“一表通 ”建设 ，建立完善跨部门数据共享交换机制，推动数据向基层回流 ，实现一处录入 、共享复用 ，切实解决多头填报 、重复录入的顽疾 。同时，数字平台的设计应坚持以用户为中心 ，注重功能聚合与界面优化 ，提升用户体验和实用效能，确保技术能够真正服务于实际办理需求而非制造新的麻烦 。
四是畅通反馈渠道 ，建立多元参与的监督网络。防范数字形式主义偏差 ，需加强和改进监督反馈机制，形成上下联动的监督闭环 。一方面，要畅通基层干部的意见反馈渠道 ，让他们对不合理的数字负担有地方说、有途径改 ，使技术应用能够紧贴工作实际需求 。另一方面，要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问题纳入社会和群众监督范围 ，探索引入第三方评估和交叉互评 ，让治理实效接受实践和人民的检验。
